基于数字化平台的零工经济税收治理傅靖 在传统经济中，打零工是一种常见的经济运动，但并未形陋习模，也不是税收治理的重点。近年来，靠打零工或兼职增加收入甚至以此为主要收入泉源的人越来越多，与互联网平台和数字经济联合后又衍生出多种新的经济业态，零工经济（Gig Economy）已然成为海内媒体广泛关注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实际上，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建设在数字化平台上的零工经济就已经开始在全球盛行，但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治理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直到2019年，经济互助与生长组织（OECD）公布了题为《共享和零工经济：对平台卖家举行有效征税》（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 : Effective Taxation of Platform Sellers，以下简称《有效征税陈诉》）的陈诉；2020年7月，OECD宣布了《平台运营商对共享和零工经济中卖家举行陈诉的规则范本》（The Model Rules for Reporting by Platform Operators with respect to Sellers in the Sharing and Gig Economy，以下简称《规则范本》）和《行为准则：税务政府与共享/零工经济平台之间的互助》（Code of Conduct : Co-operation between Tax Administrations and Sharing and Gig Economy Platforms，以下简称《行为准则》），讲明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组成部门，开始成为新的国际税收热点。

一、什么是零工经济 只管OECD把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放在一起研究，但两者的规模并不相同。零工经济是指小我私家在闲暇时间通过提供劳务（或专业技术）以获得收入的经济运动，共享经济则是指小我私家暂时出让产业使用权以获得收入的经济运动；前者提供的是“劳务”，后者提供的是“产业使用权”。固然，某些情况下两者的界线并非泾渭明白，卖方（Seller）有时候可能同时提供小我私家劳务和产业使用权，好比网约车平台上的顺风车司机，同时向搭客提供驾驶服务和私家车使用权。

因此，本文所说的零工经济，也包罗了一些共享经济的形态。零工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效果：一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年轻人比他们的前辈更憧憬自由、灵活和创新，不愿意过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新经济业态的蓬勃生长为青年人择业提供了更多选择，“斜杠青年”“U盘化生存”是这种择业观的最佳写照。二是经济下行趋势叠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越来越多的人或者凭借专业技术、或者牺牲闲暇时间，通过第二职业补助家用，甚至依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三是各种数字化平台繁荣兴盛，与传统经济中通过发小广告、口口相传、社区网络流传相比，极大地淘汰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匹配成本。在以上几个因素中，数字化平台对零工经济生长壮大具有关键作用，其利便、快捷、低廉的特性吸引越来越多的线下零工向线上迁移。对零工经济的规模，现在还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测算，2007年至2016年，以灵活就业为主要特征的“新就业”年均增长7.2%，是同期全国就业增长率的22倍，2016年我国“新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已经到达10.1%。

2020年5月“全国两会”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现在我国的新业态或许有1亿人就业，零工经济有2亿人就业。另据研究陈诉预测，2025年全球种种在线人才平台将缔造7200万个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孝敬约为2％。

2017年一项观察显示，零工经济每年为美国经济孝敬约1.4万亿美元，美国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口已占总劳感人口的35%左右，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凌驾50%。在丹麦，2015年约莫有17%的人口使用共享或零工经济服务，有快要4%的人口提供此类服务。根据与数字化平台关系的远近，可将我国零工经济分为四种运营模式：第一种是完全在线下举行。

好比许多家政公司，仍然依靠传统的朋侪先容或张贴、发放小广告等方式招揽客户，雇主和钟点工在线下商签条约，成交后家政公司向供求双方收取佣金或中介费，雇主直接向钟点工支付酬劳。规模较大的家政公司可能拥有自己的网站，但只公布公司概况、员工简介、营业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商业运动仍然在实体店举行。第二种是主要在线下举行。

供求双方在数字化平台上留下供应或需求项目、价钱信息、联系方式等，一方在数字化平台上找到合意的信息后，通过另一方在平台上预留的联系方式商谈业务，成交后在线下提供劳务、完成生意业务。这类数字化平台大多处于市场拓展阶段，一般不收取中介费，但要求需求方说明“是在某某网站看到的信息”，相当于把中介收入转化为广告用度。第三种是提供特定服务的数字化平台。如谋划外卖送餐、网约车等的数字化平台，有意提供相应小我私家劳务的人员在平台上注册，需求方在平台上下单，数字化平台自动匹配供求；服务在线下完成后，需求方在数字化平台上支付酬劳，平台从酬劳中抽取佣金。

第四种是综合性数字化平台。供方在平台上注册、缴纳保证金、技术服务费，自行提供、展示各种与劳务有关的信息，需求方搜索相关信息并与卖家联系，确定购置服务后将价款支付给平台，服务完成后平台将价款划转给供方，并按一定比率收取服务费。本文主要研究后两种运营模式，即完全在线上举行的零工经济。

二、税收治理面临的机缘和风险 蓬勃生长的线上零工经济给税收征管带来了新的机缘。第一，零工经济能够带来新的税收收入。随着兼职、打零工成为一种普遍的灵活就业方式，不仅新增就业人员自身可以带来税收收入，而且通过为其他行业提供辅助支撑、促进相关行业生长，也可以扩大传统税源。

第二，数字化平台促进零工经济集聚，可以淘汰税收治理的难度。传统经济中，打零工不陋习模，纳税人人员疏散、时间不定、流动性强，税务机关很难掌握纳税人的情况。数字经济配景下，资讯蓬勃、成本低廉、利便快捷的数字化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供需方入驻，一些租乘服务、外卖送餐企业建设了自己的网络服务平台，为增强零工经济税收治理提供了条件。

第三，线上支付淘汰了现金生意业务，使税收羁系有迹可循。信息通信技术的生长进步使电子支付的手段越发富厚，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第三方提供的互联网支付、手机移动支付。相比传统经济中的现金生意业务，电子支付不仅能够真实记载应税生意业务的金额，更有利于后续的税务评估、审计和检查。

如果供求双方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信息、搜寻目的、实现匹配、完成生意业务，提供劳务的全历程都将留下网络痕迹。在带来机缘的同时，规模迅速扩张的零工经济也会增加税收羁系的风险。在传统经济中，零工运动游离于正规经济之外，难以举行有效的税收征管。数字化配景之下，零工经济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成本更低，进一步加大了税收治理的难度。

其中的税收风险详细体现为：第一，纳税遵从的风险。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可能不按税法例定申报纳税。

这有可能是部门灵活就业人员居心逃避纳税义务，也有可能是欠缺纳税知识，想遵从税法却没有能力遵从。第二，化整为零的风险。蓬勃的数字化平台使企业不仅能够共享资产，而且能够共享员工。

这就会发生一种新的谋划业态——企业可以只保留焦点谋划资产和治理团队，同时凭据行业和自身景气水平决议是否租用外部设备、雇佣暂时人员，从而实现谋划规模很大而资产（人员）规模很小。为了减轻税负，还可以进一步切分功效和结构，从一般纳税人转变为小规模纳税人，从规模以上企业转变为小型微利企业，尽享税收红利。第三，增加抵扣的风险。

例如，企业向内部员工支付的人为薪金不能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如果企业使用外部零工提供相同的劳务，其支付的劳务酬劳可以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从而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淘汰了应纳增值税税款。

由于上述情况发生的不公正税收待遇，可能诱使越来越多的传统经济形态转向零工经济。如果不能对零工经济举行有效羁系，维护公正的税收情况，最终可能对国家税收收入、经济秩序、社会治理发生消极影响。三、OECD应对零工经济的多边税收新规则 2017年，OECD建立了一个项目事情组，开始研究协作经济（Collaborative Economy）的税收治理问题。

2019年，OECD公布了《有效征税陈诉》，提出了三种促进数字化平台卖家纳税遵从的选择：一是促进数字化平台卖家自行申报；二是推进立法，要求数字化平台向税务机关陈诉信息或者代收税款；三是推动实施多边自动情报交流，共享数字化平台和卖家的涉税信息。同时，为推动国际互助、最大限度减轻数字化平台和卖家的遵从肩负，OECD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制定规范平台、卖家和税务机关的《行为准则》；二是继续深入研究共享和零工经济税收风险的规模、不遵从行为的实质，以及促进遵从的政策选择；三是为利便国际情报交流、淘汰数字化平台肩负，开发数字化平台陈诉信息的尺度化模版。沿着2019年《有效征税陈诉》计划的路径，2020年7月OECD公布了《规则范本》。

《规则范本》的目的是建设高质量、尺度化、多边的数字化平台信息陈诉新规则，主要从三个维度构建数字化平台的陈诉义务： 第一个维度，确定了需要陈诉的生意业务规模。现在《规则范本》中需要陈诉的生意业务主要包罗出租不动产（Rental of Immovable Property）和提供小我私家劳务（Personal Service）并获得酬劳两类运动，其中前者属于共享经济，后者属于零工经济，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生长，未来不清除再增加新的种别。

就零工经济而言，平台需要陈诉的“小我私家劳务”规模很宽，既包罗适合线上提供的劳务，如家教、IT服务、数据录入、撰写文稿等，也包罗只能在线下提供的劳务，如交通运输、快递派送、家务劳动、园艺绿化、衡宇装修等；既包罗单个卖家或单个实体拉拢的多小我私家员（如网约车）提供的劳务，也包罗多个卖家配合或同时向一个买家提供的服务（好比一个买家把一张数据表拆分为几个部门后请多个卖家同时处置惩罚），还包罗一个卖家对多个买家提供的服务（如在线语言教学）。对混淆销售（同时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行为，《规则范本》在注释中也区分差别情形明确了陈诉的规则。第二个维度，界定了具有陈诉义务的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和需要陈诉的卖家（Reportable Seller）。《规则范本》中的数字化平台是指可供用户接入并允许卖家向用户（Users）提供服务的各种软件，包罗网站、互联网或移动应用，但不包罗只提供支付功效的付款处置惩罚器、排列或展示相关服务的分类广告板、向其他网站转移用户的线上聚合器（Online Aggregators）。

数字化平台运营者是与卖家签订条约，允许其使用全部或部门平台功效的实体。通过签订条约，数字化平台运营者能够获得卖家的姓名、地址甚至生意业务等信息，并凭据《规则范本》要求卖家提供其他相关信息。如果数字化平台运营者是陈诉国的税收住民，或者虽然不组成陈诉国的税收住民，但依照该王法律设立或者在该国拥有治理场所，就需要向该国推行陈诉义务；如果数字化平台的卖家上一年度的总酬劳额不凌驾100万欧元，或者整个运营模式不允许卖家从酬劳中获取利润，或者没有需要陈诉的卖家，则无须陈诉。

在数字化平台上提供服务的活跃卖家，如果是陈诉国的住民，或者其出租的不动产位于陈诉国，或者其取得的酬劳与位于陈诉国的出租不动产的相关劳务有关联，则组成需要陈诉的卖家。可是，如果卖家是一个每年在该平台提供凌驾2000件不动产出租服务的实体，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或者是一家上市公司，则因组成“清除在外的卖家”（Excluded Seller）而无须陈诉。

第三个维度，明确了尽职陈诉相关信息的规则。数字化平台运营者需要根据以下法式完成尽职观察：（1）凭据其自行掌握的或者公然的信息确定“清除在外的卖家”；（2）收集卖家信息，包罗小我私家卖家（Individual Seller）的姓名、常住地址、纳税识别号和出生年月，以及实体卖家（Entity）的名称、常住地址、纳税识别号和工商挂号号；（3）校验卖家信息以确保其可靠性；（4）确定卖家的居住统领地；（5）收集出租的不动产信息；（6）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应在每年12月31日之前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完成上述尽职观察。完成尽职观察之后，数字化平台运营者还需要在次年1月31日之前向辖区税务机关提交陈诉，陈诉的内容既包罗数字化平台运营者自身的名称、办公注册地址、纳税识别号等信息，还包罗提供服务和出租不动产的卖家信息。

此外，《规则范本》还要求执行规则的到场方接纳适当措施，确保数字化平台的尽职观察、校验等义务获得有效执行，包罗：当卖家不提供相关信息时，要求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克制卖家向用户提供劳务或者暂扣给卖家支付的酬劳；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应当生存其接纳的尽职观察、信息陈诉措施记载至少5年以上，并确保辖区税务机关能够获得这些记载；到场方应制定行政措施以确保平台推行尽职观察和信息陈诉要求；当发生不遵从行为时，好比数字化平台运营者拒绝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信息，能够对其给予罚款或其他处罚；等等。在公布《规则范本》的同时，OECD还宣布了《行为准则》，以作为《规则范本》的增补。

《行为准则》既包罗《规则范本》中已有的一些划定，好比每年向税务机关陈诉数字化平台卖家的有关信息；也包罗《规则范本》中没有的一些要求，好比数字化平台运营者应当制定资助卖家推行纳税义务的计谋文件，在卖家初次注册时以及注册后定期提示其推行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应当在相关网站或其他应用上提供纳税尺度、税收宽免、用度扣除、记载生存以及陈诉要求等信息。四、几点启示 我国零工经济仍处于快速生长历程之中，从运营模式看，既有完全在线下运营的传统打零工，也有在线上运营的数字化零工经济新业态。为制止税收流失和税基侵蚀风险，应驻足我国实际，参考OECD有关新规则，对主要在线下运行的零工运动仍沿用传统方式征管，同时以夯实数字化平台信息陈诉义务为切入点，重点规范线上零工经济税收治理。

在此基础之上，适时与其他国家开展税收情报交流，增强跨境线上零工经济治理。（一）完善数字化平台报送纳税信息的划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划定，电子商务平台（以下简称“电商平台”）谋划者应当依照税收征收治理执法、行政法例的划定，向税务部门报送电商平台内谋划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电子商务法》对电商平台谋划者报送信息仅限于原则性划定，税收执法法例中还没有详细的划定，对电商平台是否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定期批量陈诉平台内谋划者相关信息存在争议。

从OECD的看法看，《规则范本》要求电商平台谋划者报送信息的规模很宽，不仅包罗电商平台卖家的信息，还包罗电商平台自身的信息；不仅有卖家名称、常住住址、纳税识别号等一般信息，另有不动产坐落地、不动产挂号号码、金融账户识别码，以及卖家收入总额、销售数量等特殊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都要求按年度定期陈诉。我国的税收实践与《规则范本》规则相比，另有不小的差距。数字化平台向税务机关定期陈诉平台内谋划者的纳税信息，对增强零工经济税收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未来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情报交流、增强跨境零工经济税收征管互助的基础。

为此，有须要借鉴《规则范本》有关划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商平台报送纳税信息的划定。（二）明确数字化平台税收协助的法界说务 除了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电商平台内谋划者的纳税信息，平台运营者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协助税务机关，资助平台内谋划者遵从纳税义务。详细包罗：使用平台依法举行纳税宣传，向平台内谋划者提示申报纳税义务，协助税务机关开展纳税领导，资助平台内谋划者正确明白税法，依照执法法例的划定扣缴或代征税款，特殊情况下协助税务机关执行税收处置惩罚决议，等等。我国现行执法法例中有关电商平台税收协助义务的划定很少，不够系统全面。

好比，《电子商务法》仅划定，电商平台谋划者应当提示不需要管理市场主体挂号的电子商务谋划者管理税务挂号。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治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治理法》）划定，税务机关依法举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元和小我私家观察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元和小我私家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质料，但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税务检查。

除此之外，现行执法法例中没有专门划定电商平台税收协助义务的条款。在协助征收税款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小我私家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只划定支付所得的人或购置方有扣缴义务，如果税务机关要求电商平台扣缴税款，则缺少相应的执法依据。为充实发挥电商平台集聚灵活就业人员的优势，制止线上零工经济成为税收羁系的灰色地带，应通过执法法例尽快明确数字化平台的税收协助义务。（三）统一传统经济与线上零工经济的税收待遇 如前所述，传统经济中的零工经济规模较小，纵然税收羁系不到位也并不引人注目。

数字经济配景下，线上零工经济规模扩大、社会影响面宽，如果税收征管不到位，很容易引发社会关注，并导致不公正竞争，侵蚀传统经济税基。规范线上零工经济的税收治理，对线上线下各种经济业态实行基底细同的税收征管法式，可以有效防范上述问题。可是，现行税收征管执法制度植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应对线上零工经济新业态方面存在显着不足。

好比，《税收征收治理法》中的诸多条款只适用于从事生产谋划的纳税人，不能适应以小我私家提供劳务为主要特征的零工经济。又如，《电子商务法》划定，对小我私家使用自己的技术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运动和零星小额生意业务运动，虽然不需要管理市场主体挂号，但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应管理税务挂号并如实申报纳税。

而凭据《税务挂号治理措施》，除非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小我私家不需要管理税务挂号。这样，在操作层面临从事零工经济的小我私家如何管理税务挂号，就缺少可以适用的执法规范。

为适应线上零工经济的治理需要，有须要从挂号申报、日常治理、检查评估、处罚纠错等各个方面临现行税收征管执法制度体系举行完善，逐步将小我私家网上提供劳务纳入规范的税收治理轨道。（四）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税收治理 无论是要求电商平台运营者向税务机关陈诉纳税人涉税信息，还是从人力资源、市场羁系、金融机构、物流快递等单元获取第三方信息，税务机关收到纳税信息与应税行为发生之间都存在一定时滞，信息的可靠性、有用性也有待审核校验。

此外，要求第三方陈诉信息，还会增加电商平台运营商和第三方机构的事情肩负。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生长，一种新的促进税务机关和第三方互助的模式正在兴起。在这种模式下，税务机关把软件模块或者信息需求提供应第三方平台或者软件开发商，把相关软件或需求植入纳税人日常使用的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s），如会计、支付、生意业务等系统。

纳税人在处置惩罚日常业务时，相关信息同时被通报给税务机关。这些信息可被用于增强税收治理，也可以被用来优化纳税服务。

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已经开始运用这一模式增强税收征管。随着越来越多的零工经济向线上迁移，5G网络和云存储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日益成熟，这种新型治理模式的成本越来越低、可操作性越来越强，我国可以思量适时引入。固然，前提条件是立法机关通过执法，授权税务机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纳税人相关信息，并能够接纳有效措施确保纳税人信息宁静。END作者单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本文刊载于《国际税收》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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